河南1942：残酷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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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九四二》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讲述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1942年的中原大地，饥荒成灾，哀鸿遍地，506万河南百姓死于非命，千万家庭流离失所。300万条生命，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人数的十倍。温故历史，真相竟如此残酷。
        人祸
        河南大饥荒，是天灾，也是人祸。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
        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
        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
        而且，在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看来，尽管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但却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随时准备放弃。
        因此，蒋介石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
        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蒋介石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蒋介石的“以水代兵”之法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也让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黄河水淹没。
        黄河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
        1942年，中原大旱，河南全省无一地幸免，麦收只有一两成。
        八九月间，河南临黄河各县又遭水灾，河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
        到了夏秋之交，蝗灾又至，漫山遍野遮天蔽日，落到田间，禾苗皆被吃光。
        眼看着仅存的一点庄稼被毁，中原百姓叫苦连天。
        炼狱
        1942年冬季来临，饥荒加上寒冷，整个中原大地犹如炼狱。
        古都洛阳街头，昔日繁华荡然无存，到处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
        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则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
        有些人家，大人都已陆续饿死，仅余儿童流落街头。有的母亲已经断气，而食奶的孩子仍在噙着奶头吸吮哭泣……
        古城叶县，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甚至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
        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最触目惊心的是，人食人的惨案时有发生。
        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完后全家自杀。
        老弱妇孺只能等死，年轻力壮者则不得不铤而走险，走上逃难的路途。
        陇海铁路沿线，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失足毙命，已为常事。
        河南省政府视察灾情大员张仲鲁在洛阳火车站附近见到一列火车进站，灾民争相攀登，不管多么危险都在所不计。
        “火车行进途中开进涵洞。因车顶坐人太多，且超出涵洞高度，被洞口阻挡而纷纷坠地，顿时血肉横飞，摔死者不计其数。”
        从郑州循大路南行，乞食逃荒的灾民更是络绎不绝，走不动的即倒毙在途，景象凄惨。
        灾民逃出来时，穿的都是他们最好的衣服，带的是他们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烧饭铁锅、铺盖，有的还携带一座老式座钟。
        他们对自己的故乡已经彻底失去信心，没有留恋，甚至连时间——座钟都带走了。
        反噬
        迫于舆论的压力，蒋介石派出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二张转了一圈回去了，把缩小的情形报告给蒋介石，蒋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元的救灾贷款。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官僚们扣下用来做投机生意，一直拖到1943年麦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从河南灾区采访，回到重庆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看着陪都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
        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东南亚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人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大半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自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
        对此，白修德说：“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