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揭秘《潜伏》中天津站站长原型的家庭悲欢

pumelo

【新闻背景】
        　　2009年6月,正当《潜伏》在全国各地热播之际,本刊编辑部接到一位73岁老者从长沙打来的电话,声称是该剧中国民党军统天津站站长吴敬中的儿子仲夏(原名吴仲霞)。因为父亲籍贯在湖北,所以他想找一家家乡的媒体来独家披露一段真实的历史,揭秘一个他心中真实的父亲。
        　　本刊记者与仲夏多次联系,并邀仲夏先生来到本刊编辑部,认真核实其提供的相关资料,确定他所说完全属实。多年前,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他的父亲无奈之中扔下妻儿,从军统天津站站长位上只身逃往台湾,从此杳无音讯。父亲离开时,他还是13岁的少年,此后,他戴上了大特务家属大帽子,命运多舛。每当被命运的双脚踏倒在地,他就忍不住憎恨父亲。时光流逝,年逾古稀的他时常回忆起过去的时光,他渐渐读懂了父亲。
        　　生逢乱世 …………………………
        　　父亲当上军统天津站站长
        　　年,我的父亲吴景中(《潜伏》剧中人名叫吴敬中)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名叫三合店蔡吴家湾的小村子里,在祠堂里排行“光”字辈,取名光生。他八岁时就到离家很远的私塾读书,每十天半月要回家背一次米。有时他回家晚了没赶上吃饭,就煮点儿面疙瘩吃,如果配上自酿的腐乳当下饭菜,就很满足了。
        　　父亲的青年时代在外求学,期间家里发生了很大变故,先是父母相继离世,后来唯一的妹妹也因病夭折了。但这都没有阻挡他“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志愿。19岁那年,他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毕业回国后,一腔热血加入国民党,在军统供职。历任军统临澧训练班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指导员、中苏合作所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军统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军统天津站站长等职,1949年去了台湾。
        　　我的母亲粟慧嘉出生于大户人家,祖籍湖南长沙县,外公在邵阳做纸生意:在滩头、龙山设庄收购土纸并加工成色纸、蜡光纸运往城市销售。外公和当地其他资本家不同,极肯送孩子们读书。我母亲的学历颇高,从邵阳爱莲简易师范第八班毕业后,为逃避包办婚姻,来到长沙周南中学读高中,北伐后又到上海大夏大学念预科,后进入一所产科学校念书。1931年,她在校期间经人介绍,与我父亲相识,两人一见钟情。我母亲为了爱情,从此离开了校园,当上了专职太太,次年生下我的大姐,1936年生下我。
        　　1940-1942年,父亲在重庆中苏情报合作所当科长,那时,除了姐姐和我,家里还添了一个小妹,一家五口全靠父亲的工资过活。印象中,父亲总是忙忙碌碌的,有时出差带回来的高级点心,他也不顾我们姐弟三个口水直流,而是把它送给了同事和长官,以拉拢关系。1941年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父亲出差去香港,返程时,他上飞机时竟在身上穿了四五件西装,回来后都送给各位长官了,其中自然少不了有顶头上司所长郑介民的一份。
        　　1943年秋,抗战进入拉锯战,父亲经常忧心忡忡地和母亲在房间里小声商量着什么。不久,他趁到赣州出差的机会,将母亲和我们三姐弟送回邵阳外婆家。次日,父亲独自返程,我拉着父亲的手舍不得他走。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三姐弟的安全,此前,上级命令他到军统局西北区当区长,他一直拖着没有就任。现在,我们到了安全之所,他打算返回重庆后,立即去兰州赴任。
        　　可到外婆家的次年,日寇入侵湖南,湘中成了战场,我们母子四人开始了颠沛流离一日数惊的难民生活,逃难到了乡下。1945年春,风闻日寇即将发动攻势,乡下也无法呆了,母亲就带着我们姐弟三人,以及读高中的表姐,经过半个多月的辗转,去兰州投奔了父亲,我们的生活才暂时安稳下来。
        　　当时兰州最高军事首长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日本投降前后,蒋介石的姚夫人和她的儿媳妇(蒋纬国的太太石氏)到了兰州,朱绍良安排她们住进一座小院落,有时请她们到家里来吃饭,也喊我们一家过去作陪。有一天从朱家吃完饭回去的路上,我悄声问母亲:“姚夫人信佛,吃素,可是她吃的菜里面有鸡蛋,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父亲听了,哈哈大笑,摸着我的脑袋说:“傻小子,鸡蛋也有荤和素之分,没有和公鸡谈过恋爱的母鸡下的蛋是素菜。”我恍然大悟,不好意思地笑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蒋纬国的太太石氏。原以为蒋介石是最高领袖,他的媳妇一定要超过电影明星,风华绝代,美若天仙。没想到石氏却不戴首饰,不施脂粉,穿件白底印花布短袖旗袍,朴素得像个女学生。后来听说她是西安一纺织老板的女儿,书念了不少,肚子里很有学问。
        　　日本投降不久,八战区便撤销了,此时戴笠已经摔死,父亲离开兰州来到长春,协助蒋经国办理中苏外交。1947年3月,父亲又带着我们一家老小来到天津,任军统天津站站长。这次赴任,和蒋经国有一定关系。当时天津市伪市长杜建时是蒋经国的亲信,天津站站长的人选,须经他首肯。是他给了蒋经国面子,父亲才能顺利赴津上任。
        　　谁能读懂父亲内心的悲凉
        　　在天津与父亲生活的几年,成为我人生中最长久的记忆。
        　　1947年春,我和姐姐到天津时,已开学数周,没有学校愿意接收我们。父亲到处托关系,还将以前别人送的礼品(精美盒子包装的高档白酒和香烟)也送了人,这才让我和姐姐有了书读。
        　　由于耽误了课程,我们的学习一时有些跟不上。父亲每天回家后,无论多晚,都会在书桌前为我们姐弟俩辅导功课。这时的父亲,满脸慈爱,耐心为我讲解,全然没有平日的威严。我有时偷懒,他也不会打我,反而会经常塞给我几块饼干和糖果。
        　　因为是从小地方来的,姐姐被班上有钱的小姐们看不起,她不想上学了。父亲得知后,严肃地对她说:“虚荣当不得饭吃,女孩子只有提高学识,才会由内而外散发出气质。”私底下,我听父亲背着姐姐对母亲说:“去给闺女做几件时髦衣服吧,女孩子大了,爱美。”
        　　那时,父母已经为我添了第二个妹妹,在这个庞大的六口之家,虽然家庭琐事繁多,但父亲和母亲感情很是融洽,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或冷战。家庭中,他们扮演着严父慈母的角色。但父亲有时也很慈爱,兴致好的时候,还会带着我们姐弟去看电影,记得看过一部名叫《宝石花》的电影,我至今都记得里面的片断。有一次是母亲的生日,父亲喝了点酒,情绪高涨,弹着风琴高歌了一曲《满江红》和《苏武牧羊》。虽然这种机会不多,但正因为少,我才记得更清晰。
        　　1947年5月,我们六口之家照过一次合影。照片上的父亲44岁,母亲38岁,大姐15岁,我11岁,两个妹妹分别是7岁、1岁,我偎在父亲的身边,小妹被母亲抱在怀里,父亲照例穿着他喜欢的窄裤腿的西装,方头皮鞋和丝绸领带,比较帅……
        　　父亲后来南逃去了台湾,随身带着的就是1947年5月的这张照片。此后天水茫茫,亲人远隔,在以后的人生岁月里,我时常拿出这张照片,凝视着,抚摸着,回忆当初的欢笑声语。不知远方的父亲是否能感应?
        　　2009年6月,以军统天津站为背景的电视剧《潜伏》开始热播,在荧屏上营造出了一个极其逼真的军统氛围,山雨欲来之前猢狲们的百态,而我的父亲在剧中被塑造成了一个老奸巨猾的军统天津站站长。看着这部制作精良、情节引人入胜的电视剧,也触动了我内心的回忆。对照剧中人物,我清晰回忆起了剧中一些历史人物原型的一些片断——
        　　穆连成,在《潜伏》里是富翁,同日本人做过生意,是个“准 ”汉奸,成了吴站长和余则成的勒索对象。当时伪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里有个白莲丞。日伪时期,白刺杀了一名日军情报官中佐,逃到陕西。日寇投降,白回到天津,当上了天津站的督察,后来又下海当了天津站站办企业三有公司华北办事处主任。而最像穆连成的,是白莲丞的连襟沙子勃,他开着一个很大的运输公司。由于有白莲丞当后台,不但没人敢敲他的竹竿,他更用不着逃跑。
        李涯的原型叫李俊才。我的父亲离职后,孤城天津岌岌可危,上面急派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李俊才接任天津站站长,负责布置特务潜伏。他精心挑选了一些未曾暴露过身份且有一定社会关系和职业作掩护的特务,分成4个情报组潜伏下来。天津解放后,李俊才被解放军俘虏,1966年被特赦,后曾任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参事。
        　　吴站长的家——《潜伏》里有不少吴宅的镜头,那是根据想象设计出来的,与实际相差甚远。初来天津,父亲独自住在嫩江路一座不大的二层楼内,家人来后,全家住入迪化道(现鞍山道)和罗斯福路(现和平路)交叉处一幢二层楼内。后来,在 “敌伪产业处理局”的要求下,父亲买下了这幢楼。楼下外间是客厅,墙上挂的是西安大书法家寇遐的作品,杜牧的七绝《二十四桥明月夜》,后来又增添齐白石的虾蟹图,这是父亲去北京时通过熟人向白石老人订购的。
        　　剧中说吴站长夺取了许多文物,可是我的印象中,家里并无此类东西。后来,在解放军攻打天津的隆隆炮声中,父亲已料到天津孤城守不住,就让母亲带着我们南下,我记得母亲的行囊中没有文物。
        　　父亲在天津的两年,正是新旧中国交替之际,天津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父亲身为国军,恪尽职守,但也会时常陷入迷茫,有时长时间坐在书桌前沉思。那一年,全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定于5月20日举行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活动。由于我念的学校是国民党政府办的,校方以饭碗相威胁阻止师生们罢课。师生们只好照常上课。但上课时,老师一言不发,学生也一言不发,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的。中午放学后,我忐忑地问父亲,下午还去不去上学,父亲摇了摇头:“就别去了吧,这个政府已经腐烂了 ,改朝换代是大势所趋。”父亲叹了口气,眼中露出无限的悲凉。
        　　亲情是海…………………………
        　　你在那头我在这头
        　　1948年6月的一个周六,读高中的表姐放学回家,欢快地唱起那首风靡一时的校园歌曲: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和姐姐也跟着唱和起来,一旁刚会走路的小妹也高兴得摇头晃脑。
        　　看着我们快乐的样子,父亲的目光充满了慈爱和一种说不出的忧伤情绪。当天晚上,他把我们姐弟叫到床头分别谈话。记得他跟我说的是:“以后要听母亲的话,我不在身边时,你就是家里顶梁柱了,要记住一点,男子汉可以流血流汗,但不能流泪!”我似懂非懂点了点头。
        　　几天后,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离开了天津,回到邵阳的娘家。半年后,1948年12月18日,这天清早,父亲带着天津站的人事股长蒋锵随着国民党的部队,逃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讯。
        　　1949年是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年头,国民党溃逃到了台湾,新中国正式成立了。作为国民党官僚的家属,我们一家却并没有迎来曙光。而最操劳最辛苦的,就算是母亲了。没有了经济来源,还要照料四个孩子的读书、生活,和年迈的外婆,母亲真是绞尽了脑汁,才让这个家没有散掉。
        　　印象中的母亲完全没有了官太太的模样,她忙里忙外,洗衣做饭,很快手就变得粗糙,脸也晒得黑红了。忙碌中的母亲依然从容不迫,没有做改变。她跑得最多的地方是寄卖店,把能卖的东西都换成粮食,让我们不至于饿死。
        　　1951年秋,母亲再也找不出可以变卖的东西了,她就去当地小学教书,以领取每个月两担谷的俸禄。那时,母亲的娘家亲戚中,家家都很困难,母亲还主动供养外婆。每当舅舅姨妈家有了为难事,都问她伸手,母亲总是尽力帮助。在我由少年成长为青年的过程中,母亲吃苦耐劳和善良仁爱的品性,给了我深远的影响。
        　　《新婚姻法》颁布后,去台官僚的家属纷纷申请离婚,以示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在上级鼓励下,母亲也去办了离婚手续。1952年和1953年,父亲曾从香港两度来信,母亲怕惹事,影响我们的前途,每次都主动遵照组织上的规定,将信件上交了。然而,也因此与父亲断掉了联系,错失了以后一家团聚的机会。
        　　1955年起,大陆刮起了和平解放台湾之风,省里派人到邵阳动员母亲与父亲复婚,说是为了和平解放台湾和促进父亲弃暗投明,于是母亲又奉命复婚。
        　　那时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母亲心里经受着巨大的压力,她想保护儿女们不受风雨的袭击,但她做不到;她盼望与分离多年的丈夫团聚,在不准通信消息被严密封锁的状况下,一切只能是幻想。母亲心里苦闷,有话也不能对子女讲,终于积劳成疾,于1961年因病辞世,年仅52岁。
        　　此后,我们几姐弟的遭遇也历尽坎坷,该遭受的都遭受了,不该遭受的,也遭受了。好在经历了无数的锻炼和考验,我们几姐弟都顺利长大,自食其力,并有了自己的家庭,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成为工程师,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现在我已是年逾古稀之人,但还是经常会想起当年一家人生活的场景,和那童年的阳光。历经世事沧桑,眼见历史的进步,我渐渐理解了父亲当年内心的无奈和痛苦。他是一个想为国出力的军人,遗憾的是没有看清历史的潮流,最终导致了他个人命运的起落,给家庭带来痛苦。
        　　在《潜伏》中,他被写成一个贪婪狡诈的国民党官员形象。每当想起他,我心中就五味杂陈,他是我的父亲,我没有选择,但他对我们姐弟的爱和训导,我永远怀念和尊敬!
        　　退休后,我每年都要去一次福建,在海岸线遥望海峡的另一端,我常常泪流满面,在心头呼喊:“父亲啊,你在那边还好吗?”
        　　吴景中去台湾以后,吴仲霞姐弟和母亲都经历了什么?父亲在香港等待了6年,至死也没有见上妻儿一面,其中辛酸谁人能知?敬请继续关注下期《独家揭秘〈潜伏〉中天津站站长原型的家庭悲欢——父亲去了台湾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