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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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圣地到文化之都
        　　1936年初冬，被国民党关押了三年、曾经名扬海内的左翼女作家丁玲，在一队骑兵的护送下前往陕北保安。
        　　作为第一个投奔陕北的著名文人，丁玲的到来对中共意义重大。抵达当晚，她就被请进中央驻地最大的一间窑洞，参加专门为她举办的欢迎茶话会。中共高层领导悉数到场，丁玲首先看见的是坐在窑洞门槛上的周恩来——陕北艰苦，椅子不够，周恩来便一直坐在门槛上。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迁至延安，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闻讯，冲破重重封锁，从全国各地赶赴延安。几年内，到延安的知识分子达4万余人。延安成了比上海、重庆还要兴旺的文化之都。
        　　在延安，虽然不能给每个知识分子都开个丁玲那样的欢迎会，但中共竭尽所能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和尊崇：八路军师级以上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每月只有五元津贴，而到延安抗大教书的老师有十元津贴。如果老师们在其他学校兼课，还另有补助……
        　　冼星海刚到延安时，吃不下小米。组织上想办法给他弄了两斤白糖。延安白糖一元一斤，价格是重庆的四倍，相当干八路军师级干部小半个月工资。冼星海盘腿在炕上，抽一口烟，吃一口糖，六天不出户，写出了《黄河大合唱》。
        　　虽然在军队干部和老百姓看来，延安给知识分子的待遇已经足够好，但这些文化人似乎并不因此心满意足、感恩戴德。
        　　在延安，扔下锄头拿枪杆子打天下的工农红军被惯称为“老干部”。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出身背景、生活经历有天壤之别，双方在很多方面格格不入。老干部们从枪林弹雨中拼杀过来，纪律严明，生死都听凭组织安排，他们看不惯文化人养尊处优还好发议论，标榜个性，不服从组织安排；文化人和学生也认为老干部和他们理想中的形象有落差，说“老干部可敬、不可爱”，觉得他们没文化，“头脑简单”。许多在学校、医院等专业机构工作的知识分子，对党的干部不懂业务却担任领导职位也多有不满。
        　　在延安，知识分子颇为不满的是等级分配制度，比如“吃小厨房”和“有马骑”。以饮食为例，当时的延安依据党内职务高低、党龄长短等标准，分大、中、小灶。骑马则是高级干部的权利，文艺界只有周扬、丁玲等干部能骑马。衣料也是分等级配给的，战士和学生穿土布，一般干部穿平纹布，延安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给领导和高级知识分子穿，俗称“干部服”。这些现象刺激了知识分子“不患寡而患不均”情结，他们在小说、杂文中时常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的“不平等制度”。
        　　政治婚姻和延安舞会
        　　1942年，国内外环境风云突变，太平洋战争爆发使抗战形势逆转。历史的抉择时刻即将到来，中共需要为民主建国做充分的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的准备。在此背景下，为“整肃作风，清洁精神，统一思想”，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在延安展开。
        　　但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有理解“整风”的涵义，他们把对延安种种现象的不满集中表达出来，以此配合“整风”。1942年3月，几篇引发争议直到“文革”还未平息的作品发表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包括艾青的《尊重作家，了解作家》，文章点明：“作家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权。”“希望作家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因为他连看见自己丑陋的勇气都没有，更何要他改呢?”罗烽发表了《还是杂文的时代》，主张应该像当年的鲁迅一样，用杂文来抨击“阴暗的角落”。
        　　3月9日，丁玲发表了重磅文章((三八节有感》。她以极富同情心和批判的笔触，揭示了女性在延安的困惑和遭际。当时，38岁的丁玲刚刚力排众议，嫁给比她小13岁的陈明，但在延安，大多数女性无法像丁玲这样潇洒地主宰自己的命运。早期延安革命队伍男女比例为30:l，女学生们的到来缓解了“供需困难”，但男女性别比仍高达18:1。许多未婚女青年被“做组织工作”，嫁给戎马半生耽误了结婚的老干部。
        　　丁玲写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女性，“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文章中颇具讽刺意味的一段话是：“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这句话出处是江青说过的一句话：“每星期跳一次交际舞是卫生的。”
        　　交际舞由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引入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大力支持，周末舞会雷打不动，盛行一时。领导人支持舞会，一是因为跳舞利于身心健康；二是希望通过舞会鼓励军中将领结识女青年，解决婚恋问题。但舞会在领导阶层内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引发不少争议。
        　　杂文激怒贺龙、王震
        　　如今回顾延安文艺座谈会，王实味是绕不开的关键人物。他曾是北京大学预科生，外文功底扎实，1937年奔赴延安，在中央研究院从事马列原著的翻译工作。据当年的同事回忆，王实味“性格十分不可爱”。工作上，他的译稿如果被人改动就要大吵大闹；生活上，他作为特别研究员享受较高待遇，但该发给他的东西稍微差了一点也要大吵。
        　　延安多狂狷之士，王实味性情乖戾本也不算大事，但1942年3月，他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与艺术家》等文章，将自己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他在文中讽刺延安舞会“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他曾为了研究院没按规定给他发过冬的“干部服”，和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从山前吵到山后，直到范文澜把自己的衣服给了他才罢休。但在《野百合花》中，王实味却激烈地批判“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
        　　这些文章发表的同时，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创刊，范文澜亲写发刊词“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王实味在创刊号上发了两篇文章，矛头直指中研院整风运动的领导人罗迈(李维汉)。
        　　1942年3月，贺龙离开晋西北奔赴延安，并和妻子蹇先任离婚，恰巧这时看到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不禁气愤地说：“我们在前方作战，保卫延安，保卫中央；你们吃饱了却暴露延安，骂党，骂工农兵。再这样搞，我就班师回朝了!”
        　壁报贴在红布上，挂在延安最繁华的南门外，来看壁报的人像赶庙会一样多。王震看了《矢与的》墙报和《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文章，拍案而起，直奔毛泽东的窑洞“报警”，指责写这些文章的人；“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
        　　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去南门外仔细看了《矢与的》，看完后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
        　　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集会议，亲自过问《解放日报》改版问题。党内老同志、重要将领、文化人等出席七十余人。
        　　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
        　　胡乔木见火药味浓重，在旁边跟毛泽东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
        　　第二天，毛泽东对胡乔木说：“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随后，《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宣告停刊。
        　　4月7日，中宣部组织中央研究院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开会，严肃批评了研究院整风时出现的偏向。之后，研究院不断派人与王实味谈话。范文澜说：“他仍是不认错，并且辱骂和他谈话的同志。”
        　　两个多月过去，宣传干事温济泽好心安慰开导王实味，王突然哭了。王实味觉得，自己一心为党，意见提的也没错，这样挨整太冤枉了。然而即使有心认错，也为时已晚——王实味早年同情托派、与托派分子往来的旧事又被重提，康生把他定性为托派，王实味落入了“反党集团”的深渊。(注：王实味被关押了近四年，后来被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秘密处死，下令者是谁至今成谜。)
        　　经过1942年早春的一系列风波，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到了党着手改造知识分子、创建文化艺术体系的时刻。4月，毛泽东多次与各文艺团体的知识分子约谈。毛泽东先后约谈了丁玲、艾青、刘白羽、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草明、欧阳山等人。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和酝酿策划之后，毛泽东终于决定以召开座谈会的方式。讨论并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
        　　1942年4月10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书记处决定，准备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凡是在延安的，都要求出席，包括朱德、壬稼祥、任弼时、博古、陈云、康生等。
        　　参会人员和开会时间确定后，中央办公厅赶制出了请柬。请柬经毛泽东审定，是用延安生产的粉红色土油纸印的。艺术家们接到请柬都觉得新鲜，以往他们参加会议，接到的都是通知，这次受到毛泽东的邀请，他们觉得很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