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黄金大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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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中国的命运走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关口。在统治地位即将不保的压力下，蒋介石开始着手实施早已筹谋好的行动：他密令立即将国民党“中央银行”上海金库里的黄金秘密抢运台湾。就这样，从1948年12月1日起到1949年5月，数百万两黄金被运出中国大陆。国民党政府究竟从上海运走了多少黄金到台湾，这些运台黄金、银元及外汇后来究竟做什么用？时至今日，谜底才终于被揭开。
        　　1948年12月1日是国民党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船员范元健最难忘的一天。下午两点整，他和其他船员被告知：因接到最高机密任务，任何人不得离舰。紧接着，一系列异常的“怪事”接连发生：深夜12点，“海星号”没有按照以往的航线航行，而是逆向在长江口左转，开到了“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外滩中国银行码头。随后，更为蹊跷的事发生了：一队队衣着如老百姓模样的挑夫出现在不远处的华懋饭店（又名“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北侧的小马路上。在荷枪实弹的军警护送下，他们俩人一组，小心翼翼地把一箱箱神秘的货物抬上了“海星号”。随即，“海星号”便悄无声息地驶入茫茫的夜色中。隔天，《字林西报》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报道称：中国国库黄金正在用最原始的方法被悄悄地运走。
        　　时任国民党联勤总部财务署中将署长、被称作蒋介石的“总账房”的吴嵩庆是亲历大陆黄金运台的重要人物。其子吴兴镛在父亲去世多年后，偶然发现了吴嵩庆留下的绝密“军费密记”，这才揭开了60余年前，国共和谈破裂、政权行将崩塌时的蒋介石指挥国民政府，从上海分批秘密转移巨额国库黄金、银元及美元到台湾，以期成为其“另起炉灶”、“建设复兴基地”，伺机“反攻大陆”的真相。
        　　百万两黄金绝密运台
        　　1948年8月的淮河两岸战场，国民党军正重演着东北决战覆军折将、人地尽失的一幕，“五省通衢重镇”的徐州一失，江南门户洞开。一个濒临“破产”的政府，首要的表征是物价飞涨、经济全面崩溃。在国统区发行的“金圆券”，“转过条马路，物价就要翻一番”。在经济的失控与混乱中，上海滩许多富豪开始计划逃离大陆。桂系副总统李宗仁内部逼宫，趁势要求蒋介石“下野”。10月9日，腹背受敌的蒋介石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对他首次谈起以“改储金地点”方式转运黄金的问题。11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败，不以为意矣。”显然，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开始考虑放弃大陆。他所指的“单纯环境”正是指台湾。不过此时国民党军尚还控制着长江以南地区，考虑“另起炉灶”，“并不意味着对大陆战场全然不抱希望”。蒋介石“唯恐京沪失守”，为防万一，他命令把原存上海的黄金及银元分批运送到未受战火波及的台湾，剩余小额金银分散存于成都、广州等处，专供军政机关发饷及军费用途。
        　　档案显示，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国库中仅剩黄金不足3万两，后来没收了汪伪政权国库的49.5万两，以及发行“金圆券”从老百姓手中收到184万两。此外在抗战中，美国欠中国军用机场建设费4亿美元，国民政府拿其中2.2亿美元买了600多万两黄金。减去其它花销，到1948年底，国库黄金总数是400多万两。1948年11月底，一纸密电紧急送进俞鸿钧的办公室，要求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将国库一半黄金运到台湾。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当局为什么选择台湾作为其“另起炉灶”之地而不是其它地方？其实这与蒋介石的一位幕僚、被称为“陈布雷第二”的张其昀有着密切的关系。
        　　张其昀（1900年-1985年），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浙江省宁波鄞县人。1943年，张其昀应邀访美，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及讲学。身为蒋介石的同乡，在进入其幕府之前，张其昀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抗日战争时期，张其昀返回中国，出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经同乡陈布雷的引荐来到蒋介石身边。在学术领域外，张其昀是蒋介石“有言必纳”的高级智囊之一。
        　　“三大战役”过后，我解放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国民党军则连连溃败、惨不成军，不得不考虑退守之地。当时国民党只有西南、海南、台湾可以选择。作为著名地理学家和专攻“国家战略学”的学者、曾在台湾“光复”后领队前往考察的张其昀，对蒋介石提出了建议。张其昀是国民党政府围绕撤退方向的“东撤论”主张者。他认为西撤不妥，并说明东撤台湾的种种优势：首先是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只有它才能暂时阻止没有海、空军优势的中共军队的乘胜追击；其次，台湾作为“反共救国的复兴基地”，有着大陆其它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张其昀在提议中特别指出，台湾长期与大陆阻隔，中共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又经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整肃，干扰更少，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台岛四面环海，呈封闭状态，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农村都已开发，当局极易镇压不稳定因素来稳定社会。因此，国民党若将党、政、军、财、文中心迁台，再带来较多的资金和人才，必将建成稳固和强盛的台湾基地，适当时就可“反攻大陆”。从后来黄金运台的事实来看，蒋介石显然是采纳了张其昀的建议。
        　　对蒋而言，国库的黄金是其立足台湾、另起炉灶的唯一本钱，必须谨慎。此时，他只能仰仗亲属和心腹来完成计划。他让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军队，大舅子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俞鸿钧则负责“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据俞鸿钧的机要幕僚何善垣回忆，奉命筹划密运黄金期间，俞鸿钧“凡公文撰拟、缮写、用印、封发，均一人任之，即于总裁室后之一小室中办理”。这样一来，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而外间接洽戒严、航运等事，则由发行局陈副局长延祚负责，一切行动，均保持极度机密。”到启运之夕，“军方施行特别戒严，断绝交通，以故当时外间无人知有此事。”
        　　“海星号”按计划装载了260万两黄金、400万枚银元，于1948年12月4日运抵基隆。
        　　在筹划黄金运台的同时，蒋介石以不容置疑的语气，急电养病中的嫡系亲信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亦受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与此同时，大批重工业设备也开始陆续运往台湾，这是渡海迁台的信号。
        　　秘密运送黄金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插曲：在12月1日黄金装船挪移的当晚，英国记者乔治·瓦因正住在华懋饭店北楼中国银行一边的客房中。午夜过后，他扶窗东望，从昏暗的路灯下看见了岸边停靠的“海星号”船。随后他发现中国银行的侧门（今滇池路74号）及圆明园路口，有挑夫模样的，或两人挑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轮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也正停靠在黄浦江边。作为新闻记者的乔治凭着专业的直觉，推断挑夫挑的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于是他立刻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华商报》及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条消息。消息见报后，原本发行仅半年就已贬值到五百分之一的“金圆券”，此刻更如“雪崩似地狂贬”，完全失控。
        1948年8月，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兑民间金银和外币。尔后物价失守，金圆券一路狂贬，令民怨持续发酵，政府被迫宣布在中国银行以远比黑市价格低的纯金，允许上海市民拿1000元金圆券（每日牌价上调）换兑黄金1市两，但每天限售1000两，先来先购。因有百倍的利润及保值，成千上万的市民都到银行去排队兑换。在市民排长队等待兑换黄金的当口，蒋介石却将原本用于金圆券发行准备的巨额国库黄金悉数南运，民众的焦灼顿时变成了绝望的疯狂：1948年12月24日，等待兑换黄金的人们情绪失控，为挤进银行，不顾一切争抢、冲撞、踩踏，酿成7死45伤，也就是后来的“黄金挤兑惨案”。
        　　挤兑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立刻宣布停止以金圆券兑换黄金。这一举动彻底切断了民众的希望。面对军费开支不断加大、战局日渐糜烂，更有李宗仁等政敌步步紧逼下野的窘境，蒋介石早已无暇顾及百姓的死活，他只是知道失去政权后绝不可能继续掌控金库，所以必须争分夺秒地将黄金运出。1949年1月1日，又有60万两黄金自上海海运离开，其中50万两秘密运台。
        　　国民党军在战场上的溃败，让蒋介石的下野已成定局。在下野前，蒋介石必须制定一纸合法通行条，才能在下野后继续运走国库黄金。他的办法是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剩余国库剩黄金。但国民政府财界对此意见不一。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徐堪就是委婉的反对者之一，他担心此举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诱发挤兑风潮，后果不堪设想。对此，蒋介石特别派蒋经国前往上海接洽俞鸿钧，沟通军方落实运力及安全保障，同时向财界持反对意见者施压，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拟订一份“草约”，先从国库“预支”军费的半数。1月11日，吴嵩庆收到指令，立刻办理把黄金转成军费的相关草约。这是蒋下野后仍能运走国库黄金的关键。
        　　1月16日，蒋介石亲自约见俞鸿钧及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蒋经国在其日记中记载：“父亲约见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盖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蒋经国日记》）
        　　1月20日清晨6点，海军的“海平号”、“美朋号”、“昆仑号”、“峨嵋号”等舰艇，装载着90万两黄金、3000万枚银元及7000万美元驶离外滩码头时，尚有500箱银元未及装船，此时距蒋介石下野只剩18个小时。在这之前，蒋介石已专门任命自己的侍卫长石袒德为警备司令，先行到达厦门，为运金事务打前站。到了2月初，运输黄金的任务已大致完成。这一点，现存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国国民党大事典》可以佐证：“至本日为止，中央银行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
        　　后续运金终搬空李宗仁政府“国库”
        　　在黄金转运过程中，发生过一件谜案。事情是这样的：在1月10日和1月20日装运的两批黄金，并没有直接运抵台湾，而是运到了厦门鼓浪屿上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现鼓浪屿晃岩路30号）。然而令人费解的是：鼓浪屿的这两批黄金居然完全没有列入台湾“央行”黄金收支账目。台湾“国防部”档案中也独缺1949年军费预算和支出资料方面的记载。
        　　由于有蒋介石与政府达成的草约，“央行”名正言顺地转出了国库中的黄金，收纳在“吴嵩庆”个人户头上。“黄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队，父亲肯定很清楚，他不能留下记录。”吴兴镛在研读过父亲的遗稿后推断，失踪档案中有一部分应是被故意销毁，另一部分可能压根就没有记录。台湾档案资料显示：1949年1月27日，“央行”交付1317箱档案送上了自上海开往台湾基隆港的“太平轮”，途中轮船沉没于浙江舟山外海，5名央行工作人员及上千箱央行档案都随船沉没。而黄金草约很可能就在其中。不过，吴兴镛查阅往来文书后认为，随“太平轮”沉入海底的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央行账册，因此更完整的档案很可能在广州、重庆、成都或台北的“央行”档案内。
        　　据蒋介石《大溪档案》显示：拨到吴嵩庆名下的黄金，分成6批完成，共70万两。但运到鼓浪屿的黄金总数却是近100万两。由于运抵厦门的这些均以“军费”名义入库，所以由蒋介石直接控制，1949年7月，存在厦门的黄金继续往台湾运。在广州的吴嵩庆于7月14日的日记中写到：“……今日得电，厦门存金均可照计划运送，此事办毕，可省却一心事。”
        　　厦门的黄金从厦门到台北多是用飞机运送，当年参与黄金空运的飞行员杨荣志后来回忆说，那些黄金装在箱子里，一箱箱很重，必须两个人抬起搬运到飞机上。杨荣志时任国民党政府空运队第20大队大队长。他说：“那是1949年春天，大陆情况甚是危急，第20大队奉命载运人员及物资，运输机往来大陆与台湾很多趟才完成任务。”第20大队因此被称为“黄金大队”。
        　　蒋介石下野后，俞鸿钧随即去职，接任“央行”总裁的刘攻芸认为，“以蒋介石下野之身，委实不宜继续下令搬移国库存金”，因此对蒋氏父子一再催办的黄金密运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1月28日，以“央行”常务理事身份在上海继续筹划黄金密运的俞鸿钧，密电蒋介石“请经国兄催办”，催办的对象正是刘攻芸。这时，距离蒋下令全部划出国库黄金已18天——此间，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部总司令郭忏三人，于1月30日，奉命一同抵沪，与吴嵩庆一道拜会刘攻芸，配合俞鸿钧的极力劝说。刘攻芸终于动摇，同意交出国库剩余黄金、银元。2月3日，俞鸿钧再次致电蒋经国，称“沪存金银已洽刘总裁迅运，此间事务，大体就绪”。可知俞鸿钧终于说服了刘攻芸。
        　　2月6日，空军运输大队所属南京明故宫机场、上海江湾机场同时接到紧急动员令。入夜时分，两地运输机队一同起飞，载着55.4万两黄金直奔台北松山机场。至此，南京国库已然搬空，上海国库则只留了20万两。而台湾已有当时国库黄金总数的十分之六，共300.4万两。等到李宗仁发现国库黄金被搬空，已是2月17日。李宗仁立即严令刘攻芸，不得再将存金运到他处。刘攻芸没有答复。李又致函陈诚，要求运回黄金，并动员桂系立法委员施压。陈回函称“此事归属央行管辖，请找央行协调”。李再找“央行”，刘攻芸答复：“黄金现在已经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运出去。”李宗仁的命令已是废纸一张，最终只能进入档案柜。
        李宗仁到底没能把黄金运回大陆，直至1949年4月23日早晨，南京近郊已听到隆隆的炮声，“代总统”乘“追云”号专机黯然离去。李宗仁离去时，上海滩街头一派临战气氛。负责守卫大上海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除了率30万大军，支撑半壁河山，还有一项秘密任务：运出上海库存剩余的20万两黄金及22万上海守军中的6万中央军嫡系。5月中旬，蒋介石连续给汤恩伯发了五封亲笔信，信中明确指示，“除在沪维持金融之必要数之外，行留黄金2万两，银元100万元”。亲笔信之外，蒋介石又派俞鸿钧从香港飞抵上海密会汤恩伯。随后，汤恩伯命令央行“除暂存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枚外，其余存于指定之安全地点”。所谓安全地点，指的就是台湾。
        　　此时上海城外，解放军严阵以待；城内，以黄炎培之子、央行稽核专员黄竞武为首的金融界左派人士正在竭力阻止运走黄金。时间紧迫，船舰有限，汤恩伯决定动用可信赖的军方舰艇和招商局船只来运金。
        　　汤恩伯调动的运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汉民轮”外，还有军方舰艇“美朋号”和“中基舰”，装黄金的同时还满载了军人和眷属。经过两天两夜的装运，终于将所有黄金装上轮船。而这时的上海城内已出现零星解放军先头部队。按计划，“汉民轮”5月19日黄昏起航离港，可还没到吴淞口就挨了一颗炮弹，但是没有命中，炸弹掉到离船不远的水中爆炸了，“汉民轮”被迫停止行驶。第二天拂晓，才在国民党两艘军舰的护航下重新启锚。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运输大队长张振国率队分乘8辆卡车、扛着一箱箱人民币，直奔外滩的中国银行，将其送进了“远东最漂亮的第一地下金库”，“金圆券”时代宣告结束。
        　　运台黄金的去向和用途
        　　上述第一批260万两黄金运台后，被用到哪儿去了呢？其中，最大一笔是1949年6月15日，陈诚以俞鸿钧受蒋介石指示，从“央行”拨还台湾银行的80万两黄金及1000万美元外汇做进口贸易资金，发行流通了与“金圆券”没有任何联动的第一批新台币（新台币最初发行额的准备金），并以1：40000兑换旧台币。同时下令停止“金圆券”在台湾流通。最初台湾民众对于运来大量黄金一事半信半疑。为了证明政府有足够的黄金发行准备，陈诚委托台湾衡阳路的一众银楼开办黄金储蓄存款，也就是新台币可以换黄金。
        　　在一年多的任上，陈诚还对台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三七五减租、币制改革、入境管制、戒严、整训军队、推行计划教育，不仅保住了国民党最后的落脚地，还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蒋介石日记》校阅者潘邦正认为，新台币赢得信誉和民心安定之间的良性互动，为台湾此后经济稳定奠定了基础。
        　　除作为新台币发行准备金之外，这批黄金也是国民党政府初到台湾时渡过艰难岁月的支点。据考证，蒋介石政府抵台初期几乎所有的支出都仰赖黄金：军队薪饷、每四年的经济计划、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等。这让蒋介石政府深感压力，吴嵩庆也在日记中发愁“老本都吃完了怎么办”？到1950年6月，台湾库存黄金已经只剩三个月存量。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转向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第七舰队加入协防台湾任务，随后又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援助总额高达15亿美元，台湾的财政窘境才告摆脱。
        　　关于从上海运出黄金的总量，1958年，俞鸿钧在“立法院”回答质询时说：“库存黄金抢运台湾，因系于非常情势之下奉命作紧急撤退，致携带账册不全，且所有原经办会计出纳等人员未能来台，致对撤退账务无法清理……”其后，因应外界传言有黄金短缺之嫌，1953年3月，台北地方法院向“央行”调查卷宗，之后至1956年的3年多时间里，陆续有“监察院”三次及“审计部”一次的调查，“详查有关案卷及账册凭证，惟因账表残缺不全”，遂不了了之。而据吴兴镛统计，先后被蒋介石下令运走的有480万两左右的黄金，加上银圆、外汇等，加起来总价值约700万两黄金。
        　　1950年6月，蒋介石下令将大陆各地运到台湾和集中在军需署库房的黄金，全数缴回入库。2008年5月，国民党的卢秀燕等四名“立委”在“央行”副总裁杨金龙的陪同下，前往文园“国库”参观发现，当时库存的总数1361万两黄金，被安静地放置在架设整齐的玻璃柜上，所有的数量和黄金含量，都清楚标示，其中108万两从大陆来的黄金，自1950年6月入库后再未动用。
        　　一个甲子过去了，历史的硝烟已经飘散，和平与发展成为环球大势。历史的沧桑流转令人反思喟叹。这些黄金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割不断的终究是骨肉同胞的一脉相连，斩不开的是炎黄子孙共同的福祉。时至今日，两岸关系不断发展，浅浅相隔的海峡波涌，恰似历史长河中那一段浓浓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