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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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吃过早饭，洗碗筷，把灶台也擦拭干净，刚好八点一刻。取下挂在墙上的公文包，出门上班。所谓公文包，里面并没有任何公文，只是装着我的身份证，记者证，几百元零用钱，一张信用卡，和一副老花镜。这个公文包是我最后一次评先进生产者时的奖品，已经很老旧，只是习惯了出门时总要带上。早先，公文包里确实常常装着我夜里赶写的稿件。
        无需乘车也无需骑自行车，街也不上。我住在报社大楼的后院，从锁上家门到推开办公室的门，大约十分钟。我是二十年前住到这里的。那时候，人们还不懂得到郊区盖房子，每个人都只是希望上班近一些。住得远了会有诸多麻烦。刮风下雨，顶风冒雪，蹬个自行车，或是挤公交，恨不得爱怎样怎样吧。孩子小的要拖拉着孩子，现在说起来还有同事掉眼泪。各单位正时兴“为群众办好事”，报社把后院的篮球场挖了，盖了这栋六层的家属楼。十分荣幸，我分得了四楼一套两室的单元房。那年，我还不到四十岁，所有的亲戚朋友无不羡慕。如今，除了几个早几年退休的同事和几个子女家属，已经没有比我岁数小的同事还住在这里。年轻人都是住很大也很远的房子，他们每天开着自己的汽车上班。
        办公室也是在四楼。穿过昏暗的通道，最里端左手把角便是。我的办公桌是办公室里最好的位置，后面是朝东的窗子，左面是朝南的窗子，是谓金角。几年前，部里的同事硬是把我的办公桌搬了过来，也是从那时候起，他们喊我“老不死的”。他们说，“把最好的地方给老不死的”。大概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只提前五分钟进办公室。原先都是提前半个小时。把开水打好，再把地拖了，把桌子擦了，把报纸归拢到报夹，大约正好半个小时。从我到报社工作，只要不出差，几乎每天都是这样。但是，我那时常常出差。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部里的年轻人来得更早，当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桌净几明。他们来报社的食堂过早，他们说七点以前路上好走一些。
        我不再出差，也几乎不出门。主任说，“让年轻人跑去吧，他们开车就走，很方便。你在家多帮我看看稿子。”年轻人则开始给我安排工作，“老不死的，帮我领两支笔”，“老不死的，帮我领两个笔记本，别忘了”。出差回来他们便在我桌上放些什么土特产，一包“老婆饼”，或是两块“巴女糕”，或是一把核桃一把枣。
        我对“老不死的”的称呼也很喜欢，感觉很受听，多多少少有些倚老卖老。直到有一天，我又遇上一个“老不死的”。
        （二）
        事情多的时候，忙不过来，主任也要我出去转转。
        上班铃响过，把人派出去，主任回转身对我说，“您去了解一下‘路怒症’怎么样？”
        我把录音机和笔记本装进公文包，上街。
        瓦蓝的天空，蓝得耀眼，没有一片浮云。大街上没有多少行人，没有多少车辆，虽然戴着口罩，呼吸也还很顺畅。我因为汽车尾气过敏，已经很长时间不上街了。即便上街，也只是去家旁边的菜市场，戴着口罩低着头，匆匆买了鱼，或肉，或是萝卜白菜，匆匆回来。没想到今天这个钟点还可以，放眼望去，并没有塞车。南边不远有一个大型超市，旁边是一个停车场，平日里总停着上百辆各色各样的汽车。不知是否能有一两个“患者”。
        所谓“路怒症”，是因交通混乱导致的心理不平衡，进而引发打架斗殴，甚至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前些日子我看过一个香港媒体的有关报道。没想到这么快就传播到内地了。
        停车场的出入口坐着一位面无表情，邋里邋遢的男人。五十多岁年纪，穿一身仿交警的蓝色制服，鼓鼓囊囊，看样子从不曾洗过，两袖和前胸有几处油污铮亮。脖子上套根红绳，拴着个印有照片的牌牌，是工作证。
        我微微弯了弯腰，算是致意，从公文包取出记者证，说明想采访几位车主。没想到他竟十分客气，“行，行，”连忙站起身把座位让给我，“你先坐，先坐。”那呆滞的脸上绽开笑容。
        所谓座位是一把不知什么人家丢弃的破折叠椅，垫着一块脏兮兮的包装箱纸壳子。我瞟了一眼，一边说“不客气，”一边请他自管坐自己的。并无车主往来，便没话找话。“听说存车费又涨了，现在该挣不少钱了吧。”
        “什了，什了，”他客气的笑容瞬间变作愤怒。我偷偷笑了笑，愤怒总比呆滞的好。“比俄原先看自行车挣得还少。” 他益发愤怒，“净不给钱，净不给钱，越是好车越不给钱。刚才，刚才，一个开红宝马的老板子，说是再要钱就打个电话炒了俄。”
        有车主来了，我迎上去，做简单说明。这是一位四十左右的男子，虽然冬天，仍是穿一身深色西服，白衬衣，暗格的灰色领带。他笑着摇摇头，“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也没遇过。”又一位车主过来，也是“没听说过”，匆匆去开他的车，“这都是政府的事，管理问题。”
        “他们有车开着，想咋开就咋开，他们有什了‘怒’什了‘症’。俄才是‘怒症’了。”看车人竟一直跟在我的身后。他一边收钱撕票一边朝着我说，“俄上马路就‘怒症’。”
        我收起录音机，敷衍着，听他说。
        “俄过马路，”他指前面的路口，似乎是看出我要离开，急急忙忙地说，“俄看着绿灯，俄出来的时候娃和老板子说了，到大城市过马路要看红绿灯，俄看着绿灯走。”
        他孩子样真诚，黑色的脸涨得通红。他家里的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俄看着绿灯走，一辆大奔驰就撞过来了。俄透他妈。俄一屁股蛋蛋坐了地上。俄牵村里的大叫驴透他妈。他还过来了，还真地要打俄，就像俄真地透他妈，说俄老不死的上街混棺材本。”
        这多少有点触动我的神经，下意识地追问一句，“他说什么？你也是老不死的？”
        “说俄老不死的，说俄上街混棺材本。”
        我认真对他说，“绿灯过马路也要看着点。城市里可不兴骂街。”
          走了几步，我又回头瞅了瞅，估摸他也就是五十挂零点岁数，这“老不死的”雅号混上的也早点。
        （三）
        回到报社给主任汇报，特别说了那个看车人。主任哈哈大笑，“这不算，这不算。都是驾车人‘路怒症’，看车人哪来的‘路怒症’。”
        我迟疑了一下，对主任说，“以后别让他们喊我老不死的了。过了春节我就退休回家了，再也不上街。”
        主任止住笑容，“你可别在意，咱们这帮年轻人，他们是祝您长寿。我们家管爷爷都是喊老不死的，他已经九十多岁了。”
        是吗？那我还是很喜欢做老不死的。只是主任自己从不管我叫老不死的。他只比我小十岁，见识自然比那些年轻人多，或是认为我还不够老不死的资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