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者为何自绝人民作家杨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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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3日，正是“文化大革命”热潮中，杨朔离世。长期以来，关于杨朔的死，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感染肺炎去世。另一种说法是，被造反派迫害致死。还有一种说法是，自杀身亡。
        　　而在刚刚出版的((资中筠自选集：不尽之思》中，曾和杨朔有过近距离接触的资中筠，首次向外界披露了一个信息：“我碰巧成为这一不幸事件的见证人之一。”
        　　死后被冠以“自绝于人民”
        　　“有人自杀了!”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的办公楼里一阵骚动。当时在“和大”任职的资中筠，正在隔离室门口值班。因为隔离室里均为男性，她没有马上冲进屋去看个究竟，而是站在门外问：“怎么回事?”里面的人说，杨朔好像出了问题，不省人事了。
        　　这是杨朔去世前一天，也就是1968年8月2日凌晨一两点钟。据资中筠回忆，杨朔当时被隔离审查。几个隔离对象都是男的，集中在一间大会议室里。会议室的门并不上锁，日夜有人轮流在外面“值班”。所谓“值班”，就是在会议室门外放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值班”的人坐在那里守着。里面的人除了洗漱、如厕，不许出来。
        　　8月1日晚上九十点钟，资中筠看到屋子里被隔离的人陆续拿着脸盆出来去厕所洗漱，然后回房间睡觉，杨朔就在其中，并无异样。到了半夜，资中筠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忽听屋里有人喊杨朔出事了，猛地醒了过来。“一个姓姚的隔离对象的床与杨朔挨着，他起来上厕所，发现杨朔的样子不对劲，推他不醒，才感到有问题。”
        　　资中筠赶紧打电话叫办公室负责人，不久来了几个管事的，军代表也在其中。他们把杨朔抬了出来。资中筠看见，那个姚某还扒开杨朔的眼睛看瞳孔。杨朔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不到两天，也就是1968年8月3日，军代表给“和大”的人开会，宣布杨朔“自绝于人民”。
        　　时代大合唱中的抒情歌手
        　　对于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杨朔这个名字已显陌生。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在八十年代前期，杨朔散文曾风靡大江南北，被认为是建国初“十七年”(1949—1966)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在资中筠眼中，杨朔不仅是知名作家，还是老革命者。早在抗战前，杨朔在哈尔滨就与中共地下党有秘密接触，抗战后在上海、武汉从事抗日文章的写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杨朔担任新华社战地记者，之后参加抗美援朝战斗，1955年到中国作协工作，1958年开始担任“和大”主要领导。杨朔在“和大”期间曾被派往开罗常驻，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中国书记。
        　　今天回过头来看，1961年是杨朔人生的顶峰。1961年4月29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杨朔的旅日游记《樱花雨》。文章把美军在日本的势力比作摧残樱花的风雨，而把日本人民比作在风雨中开放的樱花。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标题旁写道：“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
        　　杨朔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献身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他们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作家。1949年以后，一个抒情的时代到来。“文革”前“十七年”，文艺作品的主要任务是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作家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歌颂体”，这既是一种艺术手段，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杨朔的创作，鲜明地体现了这个轨迹。在散文创作中，他执著于对光明和未来的赞颂，成为时代大合唱中的一名红得发紫的抒情歌手。
        　　看到一行粉笔字后吞药自杀
        　　“文革”开始后，“和大”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原有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由造反派掌权。第一步就是把批斗对象隔离起来，军代表给每人成立“专案组”，进行“内部审查”，被隔离审查的大约有六七个人。杨朔也在其中。资中筠一直觉得杨朔很“无辜”，因为他是个思想上力求进步，十分注意自我改造的人。
        　　杨朔发表于1960年1月10日《光明日报》上的((应该做一个阶级战士》_文，这样写道，“党常常教导我们：‘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也正是教给我们这个真理。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或几个阶级对别的一个或几个阶级的统治或斗争。而文学正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
        　　“现在看杨朔的作品，非常正统。他没有批判性思想，一直都是非常真诚进行歌颂的。杨朔特别相信党：他对当时的运动没有任何异议，是很老实的一个人。”资中筠说。
        　　尽管如此忠诚地与领袖保持一致，杨朔也没能逃脱挨整的宿命。据杨朔的养女杨渡说，当时给杨朔定的罪名是“丁(丁玲)陈(陈企霞)反党集团黑干将”，说他的《雪浪花》是给彭德怀翻案，《荔枝蜜》中工蜂供奉蜂王是影射毛泽东。据资中筠回忆，杨朔没有特殊历史问题，中央文革也没有点名评批判他的某一篇文章。只不过因为杨朔是领导，又是作家，在那种特殊历史环境中必然会被揪出来。“印象中红卫兵小将都是鸡蛋里挑骨头，为批判而批判。”
        　　资中筠记得，在杨朔去世前不久，有一个自诩“根红苗正”的勤杂工，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进隔离室之前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之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些字样是军代表来了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杨朔可能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性。他关进隔离室之后，曾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军代表没有理会。谁知，杨朔就自杀了。
        　　多年后，在朋友帮助下，和杨朔有着很深感情的外甥女韩毓丽得到了杨朔的病历。下面是她的摘录：
        　　1968年8月1日，机关送来患者，现在被隔离交待，中午回家取东西，夜间12点洗澡，1点钟发现叫不醒。肺部正常，诊断为眠尔通及巴比妥中毒。
        　　1968年8月5日，肺部锣音加重增多，体温上升，呼吸困难，突然停止呼吸。从北京医院的病历看，8月1日这一天，杨朔很可能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
        　　“这就基本对上了。”资中筠说，当时大家都知道杨朔有严重的失眠症，离不开安眠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有机会储备了足够致命的安眠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