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复仇者的“文革”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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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庆生，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下过乡，当过工人，现在是自由职业者，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来介绍自己，他说我仅仅是这里的一个祭奠者，我还曾经是一个复仇者。
        　　在重庆市沙坪坝公园的西南角，一道石墙围着一个很特殊的墓园，这个墓园曾经长久与世隔绝，墓园里有130余座墓碑，共掩埋了531个人，而其中大约400余人是死于“文革”中的“武斗”，这些死难者多为年轻的工人学生，年龄最大的60岁，最小的仅仅14岁。席庆生的母亲就埋葬在那里，虽然她并不是红卫兵，只是个在武斗中被打死的无辜平民。
        　　席庆生母亲的坟墓在墓群靠中央的地方，有一块不大的墓碑，上面刻着“母亲黄培英之墓”几个字，下面署着席庆生兄弟和妹妹五人的名字。席庆生说，原来的墓碑已经破蚀了，这个墓碑是上世纪90年代他们重新立的。
        　　“革命”的旁观者
        　　“文革”中千万个家庭被政治撕裂的悲剧也在席家上演了：本来是汽车司机的父亲在工作单位参加了“八一五”派，还成了这一派的一个小头目；而当时只有15岁的中学生席庆生，则在学校参加了“八一五”的对立面“反到底”派，成了父亲的“敌人”。只有善良的母亲居间中立，既要照顾丈夫，又要保护孩子。
        　　1967年，“文革”第二年。重庆的两派斗争进入武斗阶段。这个中国最大的军工生产城市，有抗战时期建成的兵工厂，有上世纪60年代新建的“三线”军工企业，是各种常规武器的生产地。武斗一开，两派都迅速武装起来，从步枪、机枪、冲锋枪，到大炮、坦克、装甲车，除了飞机之外都拉上了战场，甚至在长江上还有了武装的舰艇互相交战。
        　　战火一起，15岁的席庆生想要和同学们一样武装起来，到战场上去过一把“英雄”瘾。但是，父亲虽然自己已经参加了一方的战斗队，却坚决反对儿子参加武斗，而母亲更是跑到学校把他拉回来。日夜看着他，不许他离开一步。
        　　一次，席庆生趁母亲熬粥煮饭的时候，偷偷溜了出去，还没跑出家门，就被母亲发现，情急之下，母亲打翻了菜粥，滚烫的水浇了一身，烫伤了脚。母亲忍住揪心的疼痛，一瘸一拐地冲出去，死死地抓住他的皮带不放。最后，母亲流着泪瘫倒在地，一双手却始终没有松开……
        　　就这样，席庆生成了“革命”的一个旁观者，在沮丧和愤懑中，慢慢走进了那个改变了他一生的日子。
        　　逃难中母亲惨死
        　　1967年7月中下旬，“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杨家坪地区爆发大规模激战，老席家所在的滩子口成了双方厮杀的前沿阵地。
        　　数百人的队伍在这里正面交锋。两边的高音喇叭都放着毛泽东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有林彪的语录歌“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人们喊着口号冲向对方的阵地。一刹那，枪炮齐鸣，血肉横飞……
        　　8月23日，重庆大学“八一五”和空压厂的“八一兵团”等“八一五”派武装，开始进攻电校“东方红”据守的王家大山。“反到底”派的望江厂(军工)101舰队赶来炮火增援，其他“反到底”派队伍也向王家大山集结。一场惨烈的战斗打响了。“八一五”派虽然跟着坦克进攻，但是仍然被“反到底”击败。重大“八一五”的“301突击队”十几个参战大学生被打死。装甲运输车也被“反到底”缴获，双方各有几十人战死，杀红了眼的两派准备着一场更大的战斗。
        　　1967年8月中下旬，“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杨家坪地区爆发大规模激战，席家很快就成了双方厮杀的前沿阵地。为了躲避战祸，附近的百姓纷纷逃离家园，“武斗”爆发后，席庆生的三个弟妹就转移到了重钢的亲戚家，家里只有他和一个弟弟陪母亲留守。8月24日上午，席家母亲带着两个儿子也匆匆地离开了家，汇入了逃难的人群。
        　　离家时，38岁的母亲带了家里的户口本和一些能带走的东西，还有两只老母鸡——这是他们家最贵重的财富。母亲还特意给两个孩子和自己换上白衬衣，她想以此来标示身份，说明他们是手无寸铁的逃难百姓，希望交战双方不会把枪口指向他们。
        　　席庆生清楚地记得，和母亲逃难的那一天，持续了多日的枪炮声也停了下来。然而午后，当母子三人走到一个叫毛线沟的地方，逃难的目的地——“重钢厂”就在眼前了。突然有人朝他们打了一枪，当枪一响，席庆生敏锐地卧倒在地。就在他还没有清醒过来时，第二记枪声又晌起，就在同一时间，他听到母亲“啊——”一声惨叫，席庆生扭头一看，母亲正左手捂住左胸，仰天倒下。没多久，母亲眼睛一翻，就永远地闭上了……
        　　这时候，那个阵地上的机枪还在疯狂地扫射。席庆生突然跳起来，脱掉穿在身上的白汗衫，朝阵地上挥舞，一边大声地喊：“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是老百姓，逃难的……”回答他的是一阵更密集的枪声。他又被迫扑倒地上。
        　　等枪声歇下来以后，席庆生又跑过去，爬到母亲身边，用撕下来的衣服去堵伤口。他就抱着母亲躺在地上，那一瞬间没有眼泪，他只感觉天崩地裂彻底绝望了。也不知过了多久，席庆生听到远处传来人声，是从田坎边上的民房里传出来的：“娃儿，快过来，快过来，这边来躲。”席家兄弟俩朝民房爬去，躲在了门口石柱子后面。
        　　席庆生后来回忆说：“我经常梦见我母亲死亡的那种场面，终生不能忘，太刻骨铭心了。我有时候经常想着她，临死前那个眼睛往上面翻的场景。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寻找大兵瑞恩》，我第一次看了以后，对其中那个医生被打死后，又被拼命抢救的那个场面，印象深刻。因为我母亲死的时候，我当时也是这样，又急着按伤口想救活她，又不知道怎么办，那种茫然那种无措，就是那个样子，我边看着边流眼泪。”
        　　杀母仇人竟是父亲的“战友”
        　　一个多小时后，枪声才停下来。席庆生拉着弟弟，匍匐穿过两派交战的中间地带，徒步走到了重钢厂，去寻找他们的父亲。在一个三岔路口，他突然看见了父亲——父亲正带着手下几个转业军人在理发店里——即将参加武斗的人们，全部要剃成光头。
        　　看到父亲，席庆生才哭起来。他告诉了父亲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他咬牙切齿地说：“妈妈被你们，‘八一五’打死了!”然而，那些和父亲站在一起的光头，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诧异和震惊，只是木然地看着哭诉的少年。
        在交战双方的火力控制下，白天无法抢运尸体，席庆生只能远远望着暴尸荒野的母亲。一直守到第二天凌晨，才和父亲及其“战友们”一起，趁着天光朦胧，偷偷将母亲的尸体抬了下来。这时父亲的“战友”还押来四个“俘虏”，命他们将尸体用福尔马林清洗，然后用白绸裹上，装进棺材，用车运到位于沙坪坝公园内的一块墓地，草草掩埋。
        　　慈母虽然掩埋在黄土之下了，但她那血淋淋的影子却日夜在席庆生眼前晃动。不久，他又看到了更多的鲜血，更残酷的死亡，其中最让他震撼的是发生在他面前的一次对“俘虏”的大屠杀。
        　　一对“反到底”父子，被“八一五”抓住，五花大绑，眼睛蒙着黑布，带到一块空地上。造反派扯下父子眼睛上的黑布，让他们自己挖坑。挖着挖着，父亲突然意识到这个坑就是埋他们俩的。他放下铲子，求饶说：“你们杀我吧，我儿子还小，求求你们放过他!”他儿子和席庆生年龄相当，最多大一两岁，还不知道自己和父亲面临死亡，只以为是被惩罚劳动，还使劲卖力地挖着。那位父亲的话还没说完，一声枪响，他哼都没哼一声，就栽进尚未挖好的小坑里，两只脚直直向上戳着。接着，又一颗子弹飞过来，儿子也应声倒在自己挖的坑里。杀人者拿起父子俩的铲子，铲了几铲土，遮掩了尸体，扬长而去……
        　　席庆生就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目睹了这一幕。他说，当时他浑身颤抖，胃部痉挛起来。慈母的惨死和这次冷血的屠杀，击碎了他对那场“大革命”的浪漫幻想和英雄主义迷梦。
        　　后来。他知道了杀害母亲的是和父亲同属一派的一个“战友”，刚刚发了枪，他想试试自己的准头，就随便找了个目标射击起来，而这活靶子正好是穿白衣的母子三人。此人姓苏，当时并没有受到“八一五”派的惩处。
        　　席庆生于1969年被派去“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经过几年的磨难之后，他终于回到了重庆，在工厂当上了一名卡车司机，还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的磨难和变化似乎并没有消减他内心的伤痛和仇恨，已经不再是莽撞少年的他，心里仍抱有巨大的希望，那就是凶手会得到严惩，母亲的死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文革”后的复仇
        　　“文革”结束后，席庆生获知，杀母凶手被追究了，只判了三年徒刑，不久就刑满释放了。愤怒的席庆生决定，既然法律不能公正，他自己就要开始复仇了。
        　　1978年5月，席庆生终于找到了凶手的线索，知道凶手正在一所医院里住院，他就毫不犹豫地着手复仇。为此，他先后三次化装潜入医院，认准了苏某所住的病房，经过观察确定了绑架的最佳时间是中午11点45分，那是医生护士都去打饭的时间；他还准备了一辆212吉普，以及绳子和匕首，找来一套警服……特别重要的是，他还在行动前和妻子办了离婚手续。
        　　到了行动的那一天，席庆生和弟弟开车驶进医院，准时于11点半到达病房楼三楼，推开了苏某所住的病房门——他呆立在那里了：病床是空的!
        　　为什么会失败，席庆生一直找不到答案。他怀疑是父亲报告了公安局，通知凶手躲开了。因为行动前一天，他曾1~192亲家，跪在地上向父亲告别，说：“杀母之仇，不共戴天。明天我要去杀死那个姓苏的!”他怀疑父亲是用这种方法制止了他的行动，但父亲至今仍对此保持沉默。而那个苏某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此再也没有了下落……
        　　当有人问到：如果现在见到那个姓苏的，你还会杀了他吗?席庆生沉思了一会儿，说：“不会了，但一定会扇他几个耳光!”他说，这是他想了好多年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