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垂头丧气的特殊请愿

pumelo

　1970年7月，我们被从农村招工到筹建中的一家三线水泥厂。因厂区的芦席棚子都已人满为患，我们这批知识青年中的男生就被分到远离厂区50里开外的矿山，因为那里还有三个半芦席棚子可容纳我们这108个“和尚”。
        　　两辆卡车将我们拖到了荒无人烟的矿山。举目四望，怪石嶙峋的山上只有我们这几座孤零零的芦席棚，没有水（饮用水要到山下二里外的小溪沟去挑），没有电，也没有床（只在夹着石块的青草地上铺上一张大芦席作为我们临时的床），吃饭则要走几里山路到山下一个临时的食堂。面对此情此景，我们这一帮子知识青年群情激奋了。因为我们被招工时，负责招工的干部曾向我们介绍是去一个很现代化的工厂，单身宿舍、床、医疗设施什么都有。
        　　我们一下子感觉上当受骗了，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后，一致认为：要下山到厂部去请愿，要求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否则，我们宁愿退回农村。
        　　第二天早上，除了留下几个人员照看行李外，其他人开始向厂区进发。由于拦不到车，我们决定走到厂区去。于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头上缠一条毛巾，以抵挡夏天的骄阳和擦汗水，戏称自己是一支敌后武工队。最开始，我们一路上谈笑风生，有时还唱歌。可渐渐地，我们疲惫了，也饿了，但路上没有一家卖东西的小店。偶尔看见一块西瓜地，我们像饿狼一般扑过去，可是那瓜还没有成熟，我们也不管，便一人摘一个来吃，可惜，只能解渴，不能充饥，还留下了“鬼子进了村”的笑柄。
        　　夕阳西斜时，我们终于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了厂区。可是厂里没有领导出面来接待我们，也没有人理睬我们。我们千方百计找到了那位招我们来的干部，他见我们个个气得青筋直鼓，吓得发抖，赶紧掏出个小本本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马上向领导汇报，保证解决你们的问题！”
        　　我们见他处处赔小心的样子，不好动怒，便七嘴八舌地把我们的要求提了出来。那位干部一条条记了，说是即刻去找领导汇报，就一溜烟儿跑了。结果，我们再也没找到他的踪影。我们因刚到此地，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谁是领导，成了散兵游勇，只能各自想法解决吃饭的问题。
        　　到了第三天傍晚，才有人通知我们到当地一个棉花仓库开会，说是有领导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以为总算要熬到头了，一个个强打起精神赶往开会地点。厂领导终于出面了，据说姓赵，是部队一个副军长，当时挂职于省国防工办副主任兼我们厂的总指挥。
        　　赵副军长一开口就显出了军人的作风，雷火霹雳般训起我们来，自始至终没有一句提到我们的条件。最后，他又严厉地补充道：“你们是怎么从矿山走下来的，再怎么走回去！至于你们说要求退回农村，要走你们自己走，户口我们是不给你们的！”
        　　我们被训了个狗血喷头，没有一个人敢吭声。因为谁都知道，在那个时候伸头，就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户口卡在他们手上，我们只能面面相觑、垂头丧气。正不知怎么收场才好，那位招工的干部又出现了，讨好地对我们说：“我给你们找了辆汽车，你们可以坐汽车回矿山。现在不走，就只有走回去了！”我们一听，赶紧跟他走了出去，争先恐后地爬上汽车，回到了矿山。
        　　这次下山请愿不仅没有给我们解决任何问题，相反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几天后，赵副军长给我们矿山派来一个姓阎的军代表，专门来管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知识青年。阎代表不苟言笑，总是阴沉着脸，好像他面对的都是阶级敌人。
        　　阎代表到矿山来后，首先组织我们政治学习。他要我们背诵毛主席的“老三篇”，并把会不会背“老三篇”上升到对伟大领袖和对党的热不热爱、忠不忠诚的层面上。在那个时代，上升到这个层面就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当时在窝棚里最常见的场景就是我们彼此找个对象，你拿着“红宝书”，让对方背给你听，然后反过来。有背错的地方，就相互提醒，学习的劲头比我们小学考初中时还要认真。只不过小时候是家长逼的，而当时是被政治压力逼的。
        　　到了规定的时间，我们大部分都能将“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但有几个却指望阎代表以班为单位，集体背诵，好来个滥竽充数蒙混过关。可阎代表偏偏认真到要我们一个个上台去背，结果他们几个背得断断续续。阎代表当即就发了大火，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还让他们对着领袖像垂首认错、在领袖像前日夜诵背，不许吃喝拉撒，什么时候能通读背诵了，方才解放。
        　　经过一个多月，无聊无趣的背诵阶段总算过去，然而阎代表又要我们来个灵魂深处的革命。在每天的政治学习会上，要我们轮流发言，深挖自己心灵深处和头脑中存留的“封资修”，并号召我们检举揭发同伴中的“封资修”，诱导我们写揭发材料送到他那里，并美其名曰：这是靠拢党组织的表现。我们人人自危，个个精神高度紧张，害怕有什么把柄被别人揭发出来而遭批判。当时有一个同伴爱理光头，结果被检举揭发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不满而遭批判。
        　　阎代表还逐个找我们谈话，重点询问上次下山请愿是谁出的主意，谁带的头。我们都清楚，这个请愿的头，很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遭批判不说，甚至会坐牢。所以我们都说不知道，或说都是自发下山的。有的被逼急了，就把责任推到梁军的身上。梁军在跟我们上山请愿回来的第二天，就卷起铺盖下山了，临走时大大咧咧地宣布：“老子参军去！”阎代表便有意在大会上郑重宣布：梁军的户口档案在我们手上，他会乖乖回来的。
        　　然而，让阎代表失望的是：梁军的师长父亲让自己的一个老上司某军军长直接安排梁军参了军，那位军长派人到厂里来取梁军的档案时，厂里只能乖乖地奉上。两个月后，梁军还给我们来了封信，说他在部队入了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