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堂:劫波历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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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月10日，当黄苗子病逝的消息传来时，张达自己也是一位八旬老人了。
        　　面对《中国周刊》记者的拜访，他翻开一本相册，找出了一张拍摄于1994年的相片，黄苗子、丁聪、杨宪益、吴祖光等人聚集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一条楼道上，笑意盈盈地对着镜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这些已故的老人们组成的文艺团体“二流堂”，在中国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张达站在照片中稍远的位置，背靠自己创办的“东坡餐厅”。上世纪90年代，这家餐厅作为“二流堂”经常的聚会场所之一，为这些文化名流的晚景留下了一份独特的存照。
        　　结缘东坡楼
        　　一切是从一张招牌开始的。
        　　1986年1月，北京阜成路上一间不大的门脸，在门外打出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宣传语，“四川风味、服务首都、老少咸宜、童叟无欺”，这宣告了东坡餐厅的正式开张。
        　　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衣招呼客人的老板张达，是四川眉山人，苏东坡的老乡。在开张之初，他拜托川籍老乡、老报人陈樾山找人题写了匾额，四个大字，每个足有一公尺见方。后来他得知，为他写下这四个大字的人，叫黄苗子。
        　　80年代，川菜馆子在北京很少，“东坡菜”显得尤其时髦。张达跟《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当时有家《乡镇企业报》写了一个报道，标题就是《顾客翘首问“东坡”》，大致讲的是，行经阜成路的公交车上，乘客都在问“东坡餐厅”到底在哪里。多亏了黄苗子题写的那块招牌，使得人们不需要太好的眼力，就可以在车窗外一晃而过的风景中发现这家餐馆。
        　　内行看门道。一天，一位顾客用过餐后，找来了老板张达，问道，“黄苗子怎么给你写了个招牌?”
        　　一打听，这个人正是漫画家丁聪。张达看过他的作品，他高兴地告诉丁聪，自己一直都是他的读者。
        　　“瞎玩、瞎玩!”丁聪一摆手，接着说，他今天吃完饭，回去就跟朋友宣传一下，他们经常聚会，往后有这么个餐厅就好，可以常来。
        　　丁聪有爱好聚会的家风。他的夫人沈峻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当年几乎每逢周六日，丁聪的父亲、著名漫画家丁悚都在上海家中招呼来一大帮朋友，“楼上楼下，电影界、戏曲界、音乐界，都是上海第一流的人物，没有什么事，就愿意凑在一起。”
        　　如今，丁聪依然与一大批文化界的老朋友不定期聚餐，每次都由沈峻负责组织，饭费轮流出，也没有什么主题，全靠一个“馋”字。而东坡餐厅的菜显然不负众望，例如，四川有道名菜叫东坡肘子，它的传统做法，一是讲究带皮，二是在调味上突出姜汁。而东坡餐厅的这道名菜，不仅突出肘子的酸辣姜汁味，还能与酱烧、稀卤等味道适当地调和在一起，奇香无比。
        　　“一道东坡肘子上来，筷子全都伸上去了，筷子一卷，谁手快谁就先将皮抢走。”沈峻至今记得当时的“壮观”景象。自丁聪夫妇将东坡餐厅定为聚餐地点之一，这些筷子的主人，可以报上一长串如雷贯耳大名，例如黄苗子、冯亦代、夏衍、杨宪益、吴祖光等等，张达后来得知，这批人有一个统一的别称“二流堂”。不能来的老人，餐厅还可以送餐。当年在丁聪的介绍下，东坡餐厅给住在中国画研究院的叶浅予送去了一只“东坡肘子”，另加几碟四川菜，据说，一向不吃辣的叶浅予用筷子夹了一大块肉入嘴后，大声赞好。从此，张达每周末中午都要给叶浅予送一次菜。
        　　名头打响，常来东坡餐厅聚会的名人越来越多。1990年，东坡餐厅举办了一场为夏衍祝90大寿的聚筵，参加者除了丁聪、叶浅予，还有著名艺术家黄宗英、黄宗江，作家王蒙等。张达特意上了范用最爱吃的卤牛肉，丁聪喜欢的拌笋尖、豆腐干拌花生米和四川泡菜，他总结道，这些人的口味是“乐必思蜀”。事实上，他们之中没有一位四川人。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发生在这次聚会上，席间，身为浙江人的黄宗江忽然说，四川泡菜应该在吃饭时上桌才合适。
        　　这是只有行家才懂得的门道。
        　　共同的命运
        　　1943年，抗战硝烟正浓。在重庆，一位名叫唐瑜的华侨为了周济文艺圈的穷朋友们，自费建造起一座可住十多人的房子，起名“碧庐”。很快，这里一时间成为文化名流荟萃的场所。曾在这里下榻的主要人员有吴祖光、吕恩夫妇；金山、张瑞芳夫妇；高集、高汾夫妇；戴浩、盛家伦、方菁、萨空了、沈求我等。经常来此的则有丁聪、黄苗子、郁风、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冯亦代等人。夏衍、潘汉年也与他们关系密切。由于这些人生活不拘形迹、自由散漫，有时便以“二流子”自我嘲讽。有一次郭沫若兴致冲冲地跑来，要题匾“二流堂”，后来因为纸墨没有准备好而作罢，但“二流堂”这个名字从此便传开了。
        　　50年代初，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二流堂”的大多数搬到了北京，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同样感受到时代变迁的，还有远在成都的张达。1950年10月，这个17岁的年轻人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那时，这个小伙子还没有体会到“战争”的全部意义，他只设想了两种结果，“要么就牺牲了，要么就胜利凯旋了”。可命运偏偏让他走了第三条路，在第五次战役中，他成为了被俘的两万名志愿军战士中的一个。两年后，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战俘营开始对回大陆和去台湾的战俘进行甄别。张达被带到棚子里，对面左右两边各开了一道门，一个人问道，“你是去自由中国呢?还是去共产大陆?你们做出自己的选择。”张达生怕说错，特意用了全称：“我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被看守一脚踹向左边的门，他冲出去，不管认不认识，抱起守候在那里的战友，热泪盈眶。
        　　回国后，张达和所有被俘人员一起集中在辽宁省昌图县。一开始，上级还安排他们参观工厂，“展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然后，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政治审查，以及战俘间互相揭发“变节行为”。最终，张达复员回家时，已经被开除团籍。他拿着复员军人证、残疾军人证找家乡政府民政科落实待遇，工作人员看看他，“你不是失踪了吗?……你是不是投降敌人了?”此后，他两次报考大学，都因“控制使用”的内部档案而被刷了下来，在人们歧视的目光中，他只能跑到岷江当纤夫。
        　　与此同时，“二流堂”的人们也领略到严冬将至的气氛。1955年4月的一天傍晚，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在东单的一家小饭馆请潘汉年吃饭，发现这位老朋友有些闷闷不乐。当天晚上，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秘密逮捕。吴祖光若干年后在东坡餐厅的聚会上提起这段，依然心有余悸。
        真正的恶浪在“文革”中袭来。1967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的檄文，自此，“二流堂”彻底变成了一个人人谈之色变的“反革命团体”。夏衍、叶浅予、黄苗子、郁风四人都被关进秦城监狱，在中国评剧院，造反派头头们给吴祖光夫人新凤霞加上了一个“二流堂堂嫂”的头衔，在挖了七年防空洞后，新凤霞因脑血栓左肢瘫痪。
        　　在四川，由于被打成“叛国投敌分子”，张达家被抄，尚未满月的孩子由于惊吓过度夭折。
        　　几十年后，在一次文化名人的聚会，张达与朋友亲自跑到朝阳门外接新凤霞，把坐在轮椅中的她从四楼抬了下来，到了东坡餐厅，又是三四人簇拥，一口气将她抬上楼入座。这些曾经被风吹雨打的人们，彼此间或许有着许多心照不宣的东西。
        　　比如，张达曾经对“二流堂”的老人们说，自己这样的战俘“恨不起美国人来”，“中国人对自己人最敢于下手”。当有人问“你当初怎么不到美国去?”张达笑着回答，“你们机会比我多，你们都没去嘛!”
        　　劫后心结
        　　1994年6月，在几次颠沛流离后，东坡餐厅正式搬入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内，隐身于北侧楼腋下，位置多少有些偏僻。用成都老报人车辐的话说，从图书馆北门进去，三弯九道拐，都找不到餐饮的迹象。这与餐厅生意的兴隆似乎形成了对比。此时，东坡餐厅早已在京城文化圈中名声赫赫，这一时期，在图书馆内的某一条楼道上，张达与“二流堂”乃至更多的文化老人，曾经不止一次留下过“全家福”。
        　　一幅当年挂在餐厅显眼位置的字写道：“出堂堂乎峨眉、回津津之佳味，旨甘调以充饥、芬馨发而协气。”这是叶浅予、丁聪、沈峻、郁风、黄苗子的联句，由黄苗子书写。这样的名人墨宝多到没有地方挂，张达将每一幅都留下了照片，集成了厚厚的一本相册。
        　　但是，这位历尽劫难的志愿军战俘，在某些事情上又显得相当强硬。1984年，当张达最终落实了军人待遇，并受家乡领导委托前往北京开办餐厅后，他给自己定下了三条规矩：一、不搞合资；二、不和高干子弟合作；三、不借钱。
        　　这种执拗劲同样体现在吴祖光的身上。那时，他正在打一场著名的官司。事情的起因是，1991年，两位女顾客在北京国贸中心某家超市无端受到怀疑，遭到解衣、开包的检查，后起诉该超市并胜诉。吴祖光看到新闻后，挥笔写下了一篇随感《高档次的事业需要高素质的员工》，不想文章刊出后，吴祖光却被国贸中心以侵犯名誉权告上法庭。
        　　对于吴祖光来说，这段时光是熬人又熬心的，当他来东坡餐厅时，张达也不忘了告诉他，“现在的舆论都支持你”。值得品味的是其他老友们淡然处之的态度，
        　　“他是一个很热心肠的人，我们也没觉得不正常。即便简单说说，我们听一下就完了。没有谁会深入一下，一句两句也就过了。”沈峻说。
        　　1995年，这场官司以吴祖光的胜诉告终。在寄给张达的一张贺年片上，吴祖光特别加上了一句：“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相比之下，劫后的丁聪给张达留下的印象，更多是对生死的幽默、豁达。他有一张著名的漫画，画的是他躺在自己的灵堂里为自己写悼词，配文中写道，他坚决反对死后开追悼会，“更不许宣读经过上级逐层审批和家属逐字争执仍然言过其实或言不及其实的叫什么‘掉词’”，因此一定叫大家都赶快写自己的挽联、纪念的话，最好趁自己活着的时候能看到。在东坡餐厅的聚会上，丁聪也曾把这些话一再向老友们重申。这种“不吉利”的话并没有让张达不适，相反，他不止一次地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是自己“最轻松快活”的一段时光。
        　　不矫情、不粉饰，真诚相待，这些东西曾在漫长的时间里，无处可寻。
        　　1994年秋，在请有黄苗子、郁风、吴祖光、杨宪益等人的一次宴席上，88岁的叶浅予最后一次出现在东坡餐厅。张达回忆，当时已经重病缠身的叶老，从餐厅到后厨，从服务员到厨师，一个一个握手，一幅一幅字画仔细观看，仿佛在做着最后的道别。
        　　2001年，东坡餐厅正式停业。张达没有详谈原因，只是引述了一位曾经的学徒的话，“现在挣钱都在饭外”。
        　　如今，当年东坡餐厅的“二流堂”食客们大多已经离开了人世。坐在自家楼下的一家饭馆里，张达执意要打包一条已经吃得所剩无几的鱼，延续着“二流堂”老人在东坡餐厅的打包惯例。
        　　他说，当年黄宗江总能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大串饭盒。沈峻则会安排好下一次请客的东家。说着，他模仿着当年的样子，伸出一根指头，“下次该你请了吧?”
        　　那一刻，仿佛当年的老朋友依然在他身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