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两广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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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的气候一向潮湿溽热，对一个年过七旬、经常咳血的老人而言，广州显然不是久居之地。然而，当朝廷调任他回北方担任直隶总督的时候，李鸿章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喜悦之情，相反，他干瘦的身子在宽大的藤椅里越陷越深。
　　雨后清新的空气里夹杂着声嘶力竭的蝉鸣。与静谧的南方相比，帝国的北方此刻正受到一种狂热的支配。离开紫禁城的时日已久，李鸿章一时间也很难判断出这艘衰腐 古老的帝国航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偏向。催促他北上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击毙的时候，荣禄电报里的语气已经近乎于哀求。做了一辈子消防队员的 李鸿章，这一次的反应却显得相当迟钝——帝国的航船无疑已经严重偏向，但他却还不能确定，这种偏向是否已经严重到了船毁人亡的地步。
　　北上之前，他决定顺道先去一趟香港，见一见英国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因为卜力希望他能够以两广为基地，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新政府。
　　回顾：一次流产的黄袍加身
　　卜力不是第一个企图给李鸿章“黄袍加身”的外国人，将李鸿章推上帝国权力金字塔的尖顶，在西方列强那里，是极有传统的。早在甲午年间，美国人就曾经策划过一场密谋，企图趁日本攻陷北京之机，在中国实现改朝换代，由李鸿章父子取代清朝统治中国。
　　这场密谋涉及到的三个美国主角分别是：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兼顾问毕德格（w.pethick），美国陆军军官、铁路工程师兼承包商威尔逊（j.h.wilsion），以及美国前任国务卿、马关议和期间担任李鸿章顾问的科士达（j.w.foster）。时间是1894年9月。
　　当时国势累卵：清政府在平壤、黄海两次关键性的战役中遭到了沉重打击，军事上已经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在将清军驱逐出朝鲜和控制了黄海的制海权之后，日军又分两路大举入侵辽东半岛；日本国内舆论也大造声势，宣言要让“旭日军旗”“进入北京城”。
　　毕德格此刻正在美国筹措对华铁路开发事务，他向好友威尔逊言及当前的中国局势，认为遭到日本沉重打击的清政府已经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毕德格断言：要使中国从 混乱中摆脱出来，李鸿章是最合适的统治者。因为事关机密，毕德格给威尔逊的信没有署上真名，而用的是“月中人”，并嘱咐威尔逊“阅后烧毁”。
　　毕德格和威尔逊都参加过美国的内战。威尔逊毕业于西点军校，内战之后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和企业家。甲午年之前他曾到中国作过铁路考察，还在颐和园架设过一条 供慈禧娱乐用的火车轨道，一直怀有在中国拓展其铁路业务的雄心。毕德格1874年就来到了中国，做过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后来成了李鸿章的私人秘书 和顾问，同时还是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的英文老师。二人1886年相识，并很快成为至交，为美国资本开拓中国市场，是他们的共同志向。
　　威尔逊很赞同毕德格在信里提到的“倒清拥李”的设想，但他认为，要做成这样一件大事情，需要几个具有一定身份的人的合作。威尔逊心目中的首选合作者是科士达。他建议毕德格去访问科士达，争取他的赞助。
　　科士达曾担任过哈里逊总统的第二任国务卿，享有美国“专家外交第一人”的美誉，对中国一直兴趣浓厚，与李鸿章、张荫桓、曾纪泽等晚清重臣都有过密切的交往。 国务卿卸任之后，一度担任过中国驻美使馆的法律顾问。科士达对李鸿章评价甚高，称之为中国“第一位最进步和开明的政治家”。
　　毕德格与科士达做过一番长谈之后，写信给威尔逊说：科士达亲口对他说：“最好是改朝换代，推李鸿章掌握权力”。随后，科士达又给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写了一封信，含蓄地透露这个拥护李鸿章称帝的计划。
　　在此前后，威尔逊和毕德格已经开始为他们的大胆设想进行具体的部署。威尔逊给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的顾问史蒂文斯（d.w.stevens）写信，他在信中说： “统治中国的满族集团已经失去了他们祖先征服汉帝国的那种能力，除非日本迅速采取行动改变这种状况，否则英、俄就将瓜分中国，使日本丧失胜利果实。”
　　威尔逊在信里自问自答：“如果清廷覆灭，谁来继承皇位？哪个国家来决定这个混乱国家的命运？”“只有让李鸿章或他儿子李经方当皇帝和由日本来控制这一局面”。威尔逊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来实现他们的计划，故而在信中，极力鼓吹日本控制中国的好处。
　　一个星期之后，威尔逊接到史蒂文斯的回复，说他已经把信交给了日本驻美特命全权公使栗野深一郎，并准备再抄送一份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
　　毕德格对诸事顺利感到甚为满意。他写信给威尔逊说：“将军，您的伟大计划——改朝换代，让您的朋友李鸿章当君主——随着每天从中国传来的新消息而越来越可行 了。”威尔逊在给驻华公使田贝的信中说得更露骨：“我要你在时机来临时充当华瑞克这一角色”——华瑞克是英国伯爵，玫瑰战争中的重要人物，曾拥戴过亨利六 世和爱德华四世两位国王，因而获得了一个“king-maker”（国王拥立者）的绰号。此时日军正两路大举入侵旅顺、大连，威尔逊等人已经确信，清政府 的覆灭指日可待。
　　但是，日本军队没有如威尔逊等人所愿，继续向北京挺进。伊藤博文做出了“进攻威海、略取台湾”的决策——他担心日军攻下北京，会招来列强的强势干涉；日本也有可能陷入“暴民四起”的困境。
　　日军的“克制”让毕德格等人相当失望。史蒂文斯在给威尔逊的一封信里曾经说道：“当初，如果日本要攻打北京，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它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担 心清廷覆灭之后，列强之间会出现一场权力之争，日本在这场争夺中将有相当可观的利益会被列强夺走，所以日本人感到，更明智的做法是，不拿现有的战利品去为 威尔逊的计划作冒险式的赌博”。日军没有攻陷北京，毕德格等人的“国王拥立者”之梦也随之破产。
　　使毕德格等人深感失望的另一事件事情是李鸿章的失势。旅顺失陷之后，李鸿章被革职留任，同时还被褫夺了黄马褂。毕德格从美国返回天津时，李鸿章正处在一生政治生涯的最低谷，他虽然极力鼓励自己这位垂头丧气的老板，但却始终未曾透露他们立他为帝的密谋。
　　光阴流转，转眼已是庚子年，这一回，准备给李鸿章黄袍加身的，变成了英国人。
迷雾重重的两广独立
　　刘学询是近代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能文能武，亦官亦商。在晚清的风雨飘摇里，刘学询怀抱着强烈的帝王梦而四处奔走，与孙中山、康有为、李鸿章等人瓜 葛颇深。他视自己为朱元璋、洪秀全，而将孙中山视为徐达、杨秀清，为了支持孙中山的起义，他可以“慷慨”地将自己作为官商应该呈缴给朝廷的税银的行踪相 告，建议革命党中途“智取生辰纲”；出于个人恩怨，他也可以从北京到东京，千里追杀曾经对自己暗施冷箭的康有为。
　　因为政见各异，孙中山与刘学询曾数年不通音讯，庚子年夏，二人突然再度恢复联系，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总理在东京忽接刘（学询）自粤来书，谓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刘学询此时正是两广总督李鸿章幕府里当红的心腹幕僚。孙中山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与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离开日本，于当年六月六日抵达香港。此刻，李鸿章正受到幕僚刘学询和港督卜力的双重鼓动。
　　为人谨慎的李鸿章没有留下太多关于这一事件的直接信息。但可以肯定，刘学询给孙中山的书信得到了他的默许，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证据予以证实：孙中山离 日赴港的时候，驻日公使李盛铎随即就给李鸿章派发了一封急电，内容如下：“逆犯孙文，前日由横滨赴港，恐谋滋事，乞严防”，奇怪的是，在由其幕僚吴汝纶编 纂的《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里，这条电报却被刻意地抹掉了。
　闻知孙中山已经抵港，刘学询等人又派 船来迎，邀孙中山过船商谈。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被诱捕），孙中山指派宫崎寅藏等人赴粤，自己则乘船避往法属西贡。宫崎寅藏抵达广州之后，与刘学询一夜密 谈，结果是：刘学询代表李鸿章当场答应贷款10万两给孙中山，但对两广独立，则言语晦涩地表示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显然，李鸿章在 等待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在等待一个时机：京城陷落，清帝国土崩瓦解。宫崎自然是失意返港。
　　刘学询将与孙中山联络的结果报告给李鸿章的时候，这个担负着维持帝国南方政局稳定的大员，既没有砍掉孙中山使者的头，也没有作出任何实际的承诺，他躺在深深的藤椅里，半闭着眼睛，做出了一个“颌之”的动作——这个动作的含义是如此模糊，甚至还带着些许的傲慢与慵懒。
　　联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老太后也自知捅下了一个天大的篓子。老糊棚匠李鸿章又一次成了她最后的救命稻草，一道又一道圣旨接踵而来，催促他北上，替帝国去擦屁股。
　　北上之前，李鸿章乘坐的平安号轮船先在香港靠岸。
　　卜力在码头上已经等了很久，他的心情的迫切程度和他呈给英国政府殖民部的电报一样焦躁。他在电报里分析：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 士向他保证，造反者并不排外，并且希望在取得一定的胜利之后得到英国的保护；卜力还说：“如果赞成孙中山和李鸿章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英国的利益将是再好 不过了”；在李鸿章是否会“背叛”清政府这个问题上，卜力的判断是：“这个李总督正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当总统。”
　　李鸿章被从轮船请入密室。在表演了一番避重就轻的外交辞令之后，李鸿章突然不做任何铺垫，直截了当地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做皇帝？”
　　卜力说：“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统治不会特别反对。”
　　李鸿章继续逼问：“我听说洋人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义和团把北京的所有公使都杀了，列强就有权力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如果事情变成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
　　停顿了一下，李鸿章又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是个汉人？”
　　这句话暴露了所有汉人内心深处从未消亡过的一个隐痛，自满人入关之日起，这种隐痛已经折磨了汉族知识分子数百年，也许皇帝的恩宠会让它暂时收起自己蜇人的芒 刺，但它却从未消失过。无论一个汉人在清帝国政府里面做了多大的官，这种念头永远都是挥之不去的——岳钟琪有过，曾国藩有过，左宗棠也有过……族裔之别， 忠奸之分，李鸿章也逃避不了这种煎熬，尤其是在他对满人帝国的前途感到痛苦和失望的时候。
迷雾重重的两广独立
　　刘学询是近代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能文能武，亦官亦商。在晚清的风雨飘摇里，刘学询怀抱着强烈的帝王梦而四处奔走，与孙中山、康有为、李鸿章等人瓜 葛颇深。他视自己为朱元璋、洪秀全，而将孙中山视为徐达、杨秀清，为了支持孙中山的起义，他可以“慷慨”地将自己作为官商应该呈缴给朝廷的税银的行踪相 告，建议革命党中途“智取生辰纲”；出于个人恩怨，他也可以从北京到东京，千里追杀曾经对自己暗施冷箭的康有为。
　　因为政见各异，孙中山与刘学询曾数年不通音讯，庚子年夏，二人突然再度恢复联系，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总理在东京忽接刘（学询）自粤来书，谓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刘学询此时正是两广总督李鸿章幕府里当红的心腹幕僚。孙中山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与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离开日本，于当年六月六日抵达香港。此刻，李鸿章正受到幕僚刘学询和港督卜力的双重鼓动。
　　为人谨慎的李鸿章没有留下太多关于这一事件的直接信息。但可以肯定，刘学询给孙中山的书信得到了他的默许，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证据予以证实：孙中山离 日赴港的时候，驻日公使李盛铎随即就给李鸿章派发了一封急电，内容如下：“逆犯孙文，前日由横滨赴港，恐谋滋事，乞严防”，奇怪的是，在由其幕僚吴汝纶编 纂的《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里，这条电报却被刻意地抹掉了。
　闻知孙中山已经抵港，刘学询等人又派 船来迎，邀孙中山过船商谈。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被诱捕），孙中山指派宫崎寅藏等人赴粤，自己则乘船避往法属西贡。宫崎寅藏抵达广州之后，与刘学询一夜密 谈，结果是：刘学询代表李鸿章当场答应贷款10万两给孙中山，但对两广独立，则言语晦涩地表示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显然，李鸿章在 等待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在等待一个时机：京城陷落，清帝国土崩瓦解。宫崎自然是失意返港。
　　刘学询将与孙中山联络的结果报告给李鸿章的时候，这个担负着维持帝国南方政局稳定的大员，既没有砍掉孙中山使者的头，也没有作出任何实际的承诺，他躺在深深的藤椅里，半闭着眼睛，做出了一个“颌之”的动作——这个动作的含义是如此模糊，甚至还带着些许的傲慢与慵懒。
　　联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老太后也自知捅下了一个天大的篓子。老糊棚匠李鸿章又一次成了她最后的救命稻草，一道又一道圣旨接踵而来，催促他北上，替帝国去擦屁股。
　　北上之前，李鸿章乘坐的平安号轮船先在香港靠岸。
　　卜力在码头上已经等了很久，他的心情的迫切程度和他呈给英国政府殖民部的电报一样焦躁。他在电报里分析：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 士向他保证，造反者并不排外，并且希望在取得一定的胜利之后得到英国的保护；卜力还说：“如果赞成孙中山和李鸿章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英国的利益将是再好 不过了”；在李鸿章是否会“背叛”清政府这个问题上，卜力的判断是：“这个李总督正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当总统。”
　　李鸿章被从轮船请入密室。在表演了一番避重就轻的外交辞令之后，李鸿章突然不做任何铺垫，直截了当地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做皇帝？”
　　卜力说：“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统治不会特别反对。”
　　李鸿章继续逼问：“我听说洋人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义和团把北京的所有公使都杀了，列强就有权力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如果事情变成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
　　停顿了一下，李鸿章又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是个汉人？”
　　这句话暴露了所有汉人内心深处从未消亡过的一个隐痛，自满人入关之日起，这种隐痛已经折磨了汉族知识分子数百年，也许皇帝的恩宠会让它暂时收起自己蜇人的芒 刺，但它却从未消失过。无论一个汉人在清帝国政府里面做了多大的官，这种念头永远都是挥之不去的——岳钟琪有过，曾国藩有过，左宗棠也有过……族裔之别， 忠奸之分，李鸿章也逃避不了这种煎熬，尤其是在他对满人帝国的前途感到痛苦和失望的时候。